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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

龙晦先生与敦煌学研究

时间:2019年12月24日 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龙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川派敦煌学者,主要从事古汉语、宗教与考古研究,发表过多篇涉及敦煌学、宗教学、蜀学、音韵学等领域的文章,后集中收录在《龙晦文集》中。龙晦先生对于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文章主要从龙先生在敦煌文献的音韵学探讨、

  [摘要]龙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川派”敦煌学者,主要从事古汉语、宗教与考古研究,发表过多篇涉及敦煌学、宗教学、蜀学、音韵学等领域的文章,后集中收录在《龙晦文集》中。龙晦先生对于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文章主要从龙先生在敦煌文献的音韵学探讨、敦煌宗教文化研究、敦煌文学研究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龙晦;敦煌学;音韵

敦煌研究

  龙晦(1924-2011),原名龙显明,四川岳池人,与其弟显昭先生“皆为蜀中博学之通儒,故有‘蜀中二龙’的雅号”。[1](序言P1)龙晦先生早年在私塾启蒙,后进入岳池中学、重庆市立一中学习。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不久又于1950年进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原西南政法学院)学习,一年后到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原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工作,1956年调入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任教。

  1976年被借调至四川师范学院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撰工作,1982年调入四川教育学院(今成都师范学院)任教,直到1989年退休。2011年4月1日去逝,享年87岁。龙晦先生曾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理事。著有《灵尘化境———佛教文学》《太平经全译》《梵音花雨》《龙晦文集》等作品。龙晦先生主要从事古汉语、宗教与考古研究。1972年发表《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研究和校释》,与郭沫若讨论在吐鲁番发现的卜天寿《论语》抄本中的校勘问题,得到郭沫若肯定。龙先生说:“这篇文章算是我的第一篇正式学术论文。”[2]

  (P284)之后,先生陆续在《考古》《考古学报》《中国语文》《世界宗教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学刊上陆续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如《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探原》《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蜀酒与烧酒》《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图颂〉跋》《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敦煌歌辞〈捣练子·孟姜女〉四首研究》《释〈中原雅音〉———论中原雅音的形成及使用地域》等,涉及宗教学、敦煌学、蜀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在敦煌学方面主要有敦煌文献的音韵学探讨、敦煌宗教文化研究、敦煌文学研究三个方面。

  一、敦煌文献的音韵学探讨

  龙晦先生认为:“敦煌卷子的书写,除极少量是由外地携来的卷子或外地旅居敦煌人所写外,一般是就地取材。这些书手大多数是个体劳动者,一般文化不高,有些字写不起,为了赶工赚报酬,简笔或同音替代是他们经常采取的方法。”[3]所以敦煌写本中有大量的同音或音近代替字,这对我们研究敦煌写本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龙先生认为,如果从语音入手校读敦煌写本,可能更易解决问题。故而龙先生主要是“由汉藏对音以探讨敦煌秘籍,以音韵结合地理研究敦煌文献的时代”。[2]

  (P285)

  1.借助音韵学考证写卷内容,进而研究文献。龙晦先生在《敦煌歌辞〈捣练子·孟姜女〉四首研究》中判断《捣练子·孟姜女》为陕北宁夏民歌,就是分析其第二首的押韵从而得出的结论。他先是证明阳唐模通韵是陕北宁夏一带的方音,又从歌辞本身入手,得出结论:歌辞最后一字“婆”必入韵,是以房、娘、婆叶韵,所以是典型的阳唐模合韵。在判定歌辞确为陕北宁夏民歌后,就较为清晰地分析判断歌辞中的“燕山”是指宁夏灵武、中卫和宁夏东南地区一带的燕山州、燕然州,随即进一步判断此歌辞创作时间约为元和十四年(819)。

  2.借助音韵学校正敦煌文献,使原本生涩难读的文本涣然冰释,文从字顺。郭沫若在《考古》上发表的《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一文中有录“理弦抚琴求学,树下乃调银筝”。龙晦先生在《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研究和校释》中,从方音及《广韵》分析了“筝”与“珍”、“琴”与“灵”不能互代,且“抚琴”与故事不符,故将其校为“李玄附灵求学,树下乃逢子珍”,使诗句更为顺畅通达,也使得我们更易理解原文。

  3.借助音韵学解释敦煌文献中出现的一些语言用法。龙先生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中对《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中的“歹”字进行了研究。在此之前,徐复先生与李思纯先生都主张“歹”是一个藏文字母的译写,但龙晦先生不认为这是一个外来字。他从《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末尾“题记”出现的“天成二年”分析,此为公元927年,而“歹”已经出现在这个作品中,因此至少在天成二年前已有“歹”字且并非异文别字。它的释义与《韵学集成》引《孝经直解》注“歹”为“悖德逆行”相同,但其音又与传统字书注为“五葛切”或“牙葛切”不同。

  转而分析《维摩诘经讲经文》中的“歹”字,得出“唐代‘歹’字已从原来‘五葛切,残骨也’,而转到‘多乃切’,或读如‘多’,且具备有‘恶化’的意义”[3]的结论,为“歹”字并非外来字提供了有力的依据。龙晦先生在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中借助音韵学来研究文献资料。他认为,可从写卷中的异文别字与西北方音相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校正写卷中的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其他材料信息(题记、干支、官制、服饰等)进行综合判断,推测其写卷年代,以更好地研究文献材料。龙先生借助音韵学对敦煌文献进行研究为我们研究敦煌文献开启了新思路。

  二、敦煌宗教文化研究

  龙晦先生在敦煌宗教文化的分析研究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下面进行简要介绍。

  1.佛教方面的研究。

  他有《论敦煌词曲所见之禅宗与净土宗》一文,确定《五更转》《证道歌》《求因果》《悉昙颂》等词曲为禅宗文学作品,解释禅宗有南、北宗之分,慧能所创的南宗因利用民间通俗文学形式创作浅显易懂的佛教歌曲来宣扬自己的教义,并且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赢得了很多佛教信徒,故较北宗更为发达。而净土宗的发展较之禅宗更为古老,龙先生先是分析确定敦煌文献中《失调名·出家乐赞》《归去来·宝门开》《归去来·归西方赞》《十无常》等词曲为净土宗作品,再着重分析《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虽是为了宣传宗教而作,但也揭示出封建社会的黑暗,反映出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在文末还提及佛教词曲《父母恩重经赞文》与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非常符合,即由此确认了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源于净土宗。

  针对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中石像下有慈觉的颂文这一内容,龙晦先生在《敦煌与五代巴蜀文化》中对慈觉的身份又进行了研究分析,疑为净土宗大师宗颐。石像下的颂文当为其著作内容,但因宗颐大师著作多失佚,对这一怀疑无从考证。1996年他发表的《关于大足佛教石刻两则跋文》,从敦煌歌辞《十恩德》的第九首《远行忆念恩》中“防秋”一词,对其作词时代进行分析得出《十恩德》应作于贞元九年(793)前,由唐末时期传入四川。

  2.道教方面的研究。

  《论敦煌道教文学》一文从歌辞、曲子词、变文三个方面分析了敦煌道教文化,通过一些如“见我手中宝剑”中的“宝剑”“夜深长舞炉前”的“炉”等具有典型道教文化的字眼,仔细分析了歌辞《还京乐》三首、《谒金门》《临江仙》、曲子词《内家娇》、变文《叶净(静)能诗》等实为道教文学作品,确定其性质。《敦煌文献所见唐玄宗的宗教活动》一文分析了唐玄宗的宗教思想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玄宗在对道教尊奉之外,又崇儒来维持封建统治。但在“安史之乱”之后,他渐渐地向佛教靠拢。

  僧人是为了“佛日增辉”,唐玄宗却是为了“皇图永固”,他这种对于宗教的信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统治者(如宋真宗、明太祖),也为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及故事多样性(如《水浒传》中的张天师人物形象、《西游记》中的取经情节)提供了来源。

  龙晦先生也有涉及对佛道两教的比较研究。在《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跋》一文中先是从四川与敦煌文化艺术有着深刻关系这一层面交代了大足佛教石刻的由来,再以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的石像为研究底本,大致介绍了石像的主题及不同特点。又将大足佛教石像与《十恩德》《十种缘》《孝顺乐》《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等与之相关的敦煌歌辞内容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大足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的塑造是以《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十恩德》《十种缘》《孝顺乐》等宗教文学为创作依据,而其分段基本上是以《十恩德》《十种缘》《孝顺乐》为主。”[4]

  龙晦先生怀疑这些文本创作大约在晚唐至五代,石刻显然晚于文本。接着从石像中的主题———“孝道”来研究佛道在川的消长变化,随即解释了道消佛长的原因及各自特点。总之,龙晦先生对于敦煌学中涉及的宗教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仅阐述了佛经教义及其影响,还结合石刻等内容来对佛经的文本流传、人物身份考证、作词时代等信息进行考证研究。还有对道教的文学作品研究,关注与佛教的竞争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佛道两教在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发展趋势,这都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宗教文化提供了新视野。

  三、敦煌文学研究

  敦煌文献中还存有不少文学作品,龙晦先生也对敦煌文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1.文本源流的分析。在《敦煌变文〈双恩记〉本事考索》中,龙晦先生从文学角度将《双恩记》与《大智度论》《四分律》《贤愚经》《报恩经》的文本缀合情况、情节结构及人物个性特点等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大智度论》是其故事最早的根源,情节简单;《四分律》《贤愚经》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故事情节;《报恩经》则是添加人物具体性格发展而来。于是得出《双恩记》是依据《报恩经》,参考《大智度论》《四分律》《贤愚经》剪裁成文的结论。

  2.文学特点的分析。《敦煌佛曲〈五更转兼十二时·维摩托疾〉跋———维摩诘文学试论》,此文是对维摩诘佛教文学故事的研究。此佛曲在体裁上“篇篇钩锁,句句连环”,[5]是传世敦煌曲子中唯一的一组曲子。在艺术上使用夸张铺陈的手法,具有“文约义丰”的特点,使故事更有吸引力和渲染力,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随着当时时代的发展,欲迎合名士“清谈与玄言”的口味,也力使与老庄攀上关系,维摩诘故事也变得汉化,开始在士大夫中流行。

  3.文学词语的研究。龙先生在《考释两则》中对卜天寿《论语》抄本后《十二月三台词》的“良妻解梦”进行了解释。此为龙晦先生在给学生上课时无意间发现《敦煌宝藏》第十五册标题为《佚类书》的文中记载了一段有关冯唐做梦的故事,而这正是《十二月三台辞》中“良妻解梦”的故事,为“良妻解梦”找到了出处,解决了学术界的一个难题。其子龙达瑞说:“父亲的学习动力,就其本源,我想与欧阳先生所说的‘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有很多相通之处。”[6]

  龙晦先生不论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研究敦煌学,还是直接从敦煌文献入手分析文本内容,都不落窠臼,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并附上强有力的证据。此外,他还为敦煌文献做了大量校勘和补充工作,在存疑处再去苦心研究并得出正确结论。龙先生苦心钻研学术的精神,是他在敦煌学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我们应学习他对学术的敬畏虔诚之心以及严谨的态度。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敦煌研究》Dunhuang Research(双月刊)1981年创刊,是敦煌学专业的学术刊物,办刊宗旨是:刊发敦煌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和敦煌学的新资料,促进敦煌学研究,以弘扬敦煌文化,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专家学者认为,作为敦煌学研究成果刊登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敦煌研究的出版发行,将有关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新信息及时传播到了海内外,直接促进了国际敦煌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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